蜀道從無到有，像極了一場又一場不可思議的任務。

古蜀王蠶叢開國後，因應生活所需，集體南下移居至蜀地，當時的道路規模很小，性質上頂多算是一種自然形成的行動軌跡，直到第三代古蜀王魚鳧繼任，蜀道仍維持先前的規模，對蜀地的治理也自成一格。

長久以來，古蜀國與外界的交流途徑深受山川所限制，也深受山川所庇護。秦惠文王基於戰略理由，主動打破這些限制，弄出一條正式的、咽喉似的金牛道(「天梯石棧方鈎連」)，自此改變蜀地的既有秩序。

這次的「通」，跟以往的「茫然」不同，夾帶強烈的占有企圖和明確的目標鎖定，於是才有那違反自然的石牛糞金之術，和無端受「地崩山摧」之累的五位大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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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沒有聊唐詩了，進度一直卡著，這陣子幾次想認真聊<行路難>，卻是寫了又刪，刪了又寫，總寫不出個所以然。或許藉由體會某種「難」，去理解另一種「難」，能夠從中得到什麼新的啟發也說不定。

李白在<行路難>三度提及「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反覆強調蜀道不好行，前兩次花了不少篇幅詳細形容到底是怎麼個難行法，然而第三次提及「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時，後頭只接了一句「側身西望長咨嗟」便收束沒再往下寫，我覺得此處最耐人尋味。

結尾一句「側身西望長咨嗟」，使整首詩迴蕩在既神秘又無奈的氣氛裡，我不由得好奇:為什麼對於蜀道的「難」，李白的感受不是驚嘆而是無奈?

答案可能要回頭慢慢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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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失落的城市》這本書的譯序提及<瘋狂星期天>當年曾被「多家雜誌社」退稿，原因是「主題不明、結尾怪異、內容汙穢、擔心影射好萊塢明星」等，但是費茲傑羅仍然沒有調整內容，至於不調整內容的原因為何，譯序並未提及。

我不覺得<瘋狂星期天>是「內容汙穢」的故事，我猜在費茲傑羅生活的年代，對於「汙穢」的定義和現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吧。

一切「瘋狂」的源頭，其實不是星期天，而是男主角喬爾習慣的假日作息模式被打破了。

喬爾以往的假日作息模式為「保持清醒地」待在家裡，繼續進行他的幕後工作(例如「撰寫分鏡劇本」)，偏偏此時他突然接到知名導演柯曼的邀約，準備參加一個「上流社交圈的宴會」，這對他來說，是莫大的肯定。

喬爾對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現充滿自信，但是對自己的社交能力似乎比較沒把握，所以他到了宴會現場，就先尋找可與之互動的熟悉身影，但是他看見的那兩位同業湊巧和他都不對盤，照理說喬爾本來有很大的機率在宴會現場從頭至尾當一個毫無存在感的邊緣人，誰知他居然認出另一個熟人，情況因此變得難以預期。

那位熟人就是柯曼的妻子史黛拉。

喬爾是不是史黛拉在現場賓客群中尋獲的唯一熟人呢?我猜史黛拉也許曾聽過喬爾母親的名字(他的母親「曾是位成功的演員」)，不過應該不太曉得喬爾是百老匯名伶的孩子，因為喬爾的母親不贊成他進演藝圈，所以他到好萊塢從事幕後工作時，一直很低調，史黛拉大概只有兩人在紐約互動過的印象。

這份低調的態度其實是個蠻重要的伏筆，喬爾畢竟遺傳了母親的表演天分，雖然他在乎母親期許他過「穩定」的生活，可是「機會」降臨的時候，哪怕看起來多麼「瘋狂」，命運一樣會引導當事者去把握，藉由「不可思議」的方式。

喬爾從社交邊緣人搖身一變，成了「宴會中最討人喜歡的客人之一」完全是無心插柳，他不小心打破了好萊塢社交圈「裝模作樣」的氛圍，反倒顯得與眾不同、充滿魅力。

除此之外，他還莫名其妙敲開柯曼夫妻的心，當起他們的好朋友，加入他們的社交圈，這意味著接下來的星期天他沒辦法再像以往那樣，低調地待在家裡工作了。

喬爾已經無暇思考這樣的轉變會為他的職涯加分還是扣分，他必須終日泡在柯曼夫妻的「私事」(「高談闊論、流言蜚語和醜聞」)之中，柯曼夫妻對喬爾的影響從星期天延伸到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喬爾在混亂中，努力維持著耐心，而且隨時注意界線，以免公親變事主，問題是他知道得越多，立場就越尷尬。喬爾從史黛拉口中得知她的偶像是他的母親(同時她認出他是她偶像的孩子)，他真心關懷柯曼，也真心喜愛史黛拉，可是柯曼和史黛拉一個是導演一個是演員，他們戲劇化的互動是不是某種表演，這讓喬爾心中產生疑惑。

如果那是某種表演，柯曼希望喬爾扮演什麼角色呢?

根據喬爾後來的說法，他覺得自己被設定的角色是「棋子」;根據柯曼後來的說法，喬爾可以「支持」他做決定;根據史黛拉後來的說法，她深受喬爾「吸引」(但不像愛柯曼那樣愛他)。表面上喬爾好像平白無故被柯曼夫妻玩弄了一把，故事看起來彷彿要就此結尾了，費茲傑羅卻又往下寫了第三個星期天發生的事，也就是許多雜誌社所詬病的怪異結尾。

第三個星期天發生的事，把前兩週的「瘋狂」推向最高點，四周颳起狂風暴雨般的情緒，喬爾清醒過來，回歸公親身分，此番結局頗呼應費茲傑羅在第一個星期天對喬爾的形容(「他始終試圖從虛幻之中區分出現實的元素，或至少去猜那究竟是真還是幻」)。

喬爾工作上的順遂也許或多或少靠的是柯曼在社交場子建立的人脈，少了柯曼，喬爾以個人名義推出的作品是否還能繼續獲得青睞，這不好說，目前已知的是，喬爾曾在第一個星期天，在業界高層面前秀過作品(和史黛拉一起表演)，意外替未來的自己鋪路。

結尾喬爾在心裡承諾「一定會回來(史黛拉的身邊)」，我猜這八成是<瘋狂星期天>當年被評價為「汙穢」的原因，不過我認為喬爾即使回來，也不是為了要趁人之危追求史黛拉，既然他都明白史黛拉只愛柯曼的心意了，在她「需要」的時候回來，頂多是和她進行事業上的合作。好演員需要好劇本，喬爾和史黛拉一個是幕後工作者一個是幕前工作者，在柯曼牽線下，遇合又分離，在命運牽線下，分離又遇合，著實瘋狂，好在喬爾承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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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寫的<桃源行>除了字數和陶淵明的<桃源詩>不同以外，觀看桃花源的視角也不太一樣。

王維眼中的桃花源，比陶淵明眼中的桃花源更神秘也更脫俗，是一個「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美麗如「仙源」、「靈境」的地方，所以他在詩裡形容漁人為住在「人間」、「塵心未盡」的「俗客」。

難道漁人是因為有了「塵心」，才「不疑」、「不辨」桃花源的美好與珍貴嗎?

王維並不這麼認為，他覺得漁人看似「思鄉縣」的行爲只是暫時的，等漁人出了桃花源回到洞外世界，經過比較以後，自然會改觀，想要從洞外世界那個「家」回到桃花源的「家」去，至於回不回得去，恐怕不是漁人憑藉一己之力就能控制得了的。

對於漁人的迷途，王維的解讀是「峰壑今來變」，其實桃花源如果真的是一個有別於「人間」的地方，即使地貌照舊，我想漁人終究還是無法找到，因為改變最大的有可能不是沿途風光，而是桃花源本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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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桃源行>時，一直感到好奇:王維為什麼要在陶淵明已經寫了一首<桃花源詩>的情況下，還要用詩的形式，重述陶淵明<桃花源記>的情節?

或者，換個角度思考，為什麼陶淵明要用兩種不同的方式，說同一個故事?

於是我試著細讀了一下<桃源詩>(「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發現幾處特別的部分。

陶淵明一開始便明白指出秦始皇「亂天紀」這個概念，接著又提到「賢者」避亂，像是替<桃花源記>下了更清晰的註腳，表示這些「賢者」之所以賢，在於他們「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並不是消極、不得已，而是因為真心喜歡悠閒地順應自然運行的律動(「天紀」)過活，世間那些過度燒腦勞心，看似文明實則扭曲的政治秩序，在他們看來，完全是多餘的。

陶淵明從<桃源詩>拋出一個不同於官方主流成功學的見解，挑戰傳統認為讀書的目標就是要入朝經世致用、入朝為官者一定就是政府經由層層把關篩選而來的菁英等論調，他告訴大家，不要小看民間人士，搞不好當中有很多隱藏版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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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他們似乎不太明白自己在做什麼，好在命運也沒讓他們繼續不明白下去。群體意識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以珍惜人我生命為基礎，就算勉強訓練大家團結，這種表面上的團結也很難具備充分的力量，因為偽裝的事物終究只能稱之為贋品，拿著贋品要求人們相信它是真的，遲早被揭穿。

讀到「這次接獲出擊命令的只有佐佐木一個人，上級沒有把他編入其他的特攻隊，而是命令他獨自出擊。加洛坎機場的將士都很同情佐佐木，許多人認為這根本是故意派他去送死」，我大概知道為什麼「上級」事前會明示他「務必要與敵人同歸於盡，可別辜負了萬朵隊的盛名」、「我們期待你用捨身攻擊的方式，取得擊沉敵艦的偉大戰果，而不是通過轟炸」，事後又熱中於散布他陣亡的假消息了:佐佐木友次先生鍥而不捨貫徹的，是岩本益臣隊長的戰略精神，此舉形同對岩本益臣隊長效忠。

佐佐木友次先生每次平安歸來，彷彿都像在「上級」面前證明岩本益臣隊長的先見之明，這可能令某些軍官感到異常煩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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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是後者。

雖然站在報社的立場，當時可能會試圖把責任都推給報紙銷量壓力(「寫得越浮誇民眾越愛看」)，但是仔細一想，關於1944年11月12日下午那篇報導，書中是這樣描述的:「馬尼拉的司令部便召集報社記者宣布戰果。報導是按照軍部發表的內容撰寫的，在送稿以前必須經過軍方審查，不能有任何違反官方意向的報導。」、「只因為上頭的人覺得太難看的戰果對不起那些壯烈犧牲的英雄，自然而然便會用一種誘導性的訊問方式來不斷替戰果灌水。而軍部和國民都相信了這一切。」

回顧第34頁至第36頁岩本益臣隊長和竹下福壽少佐的對話，一開始改變作戰策略、要求他們無端「犧牲」的，明明就是軍部，怎麼出了事，從頭到尾都知情的軍部反而跑去和民眾一起站在受害者的位子上了?實在是很奇怪啊……

況且，戰果「難看」本來就是顯而易見的事，岩本益臣隊長的勸告言猶在耳，「對不起那些壯烈犧牲的英雄」的，應該不是「太難看的戰果」，而是一意孤行、屢勸不聽，荒謬到連亡者都敢騙的那些「上頭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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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算是某種很尖銳的評價，一旦敲定何者為惡，人們彷彿就難以坦率地在眾多(甚至可能彼此矛盾)的立場觀點間切換，更別說進行深入的討論，即使惡的前面尚有其他頗具爭議性的概念(例如平庸)。我想起漢娜.鄂蘭女士所提出的平庸之惡，此項形容已經快要變成一枚枚隨處可見的標籤了，不過，我總覺得或許平庸的表象裡頭，存在著大量出人意表的特別東西也說不定。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習慣以廣角鏡頭看歷史，經常會把基層人員未曾集體違命、因貫徹忠誠行為而犯錯解讀為平庸之惡，卻忽略了極其重要的現象:職位無法陞任到足以做出關鍵決策的個人，不見得都是庸碌之輩。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縱容劣幣驅逐良幣的人事制度，才是真正的平庸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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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這樣欺上瞞下呢?讀到此處，我感到相當傻眼。

說是為君為國，實在很牽強。「高層」不可能不知道特攻任務從企劃到執行，始終缺乏正當性，但是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他們亟需天皇的背書(批准軍事命令)，我猜「高層」當時可能選擇用另一套版本(比如以進行「跳彈轟炸」的名義申請組隊?)向昭和天皇報告，以取得他的信任，然而，此舉形同陷昭和天皇於不義。

矛盾的是，宣布終戰之後，昭和天皇多次願意為宣布終戰前的種種背書反省，但對照《拜謁記》和《昭和天皇實錄》，可以發現《昭和天皇實錄》選擇不記載昭和天皇對於戰爭責任的看法，昭和天皇的講稿中，關於反省、遺憾的內容也遭到刪改。

國際法庭的戰犯判決、昭和天皇以當事者身分所表達的意見，彷彿沒被日本承認似的，一提及就卡住。姑且不論地緣政治抑或神道教，單純把昭和天皇當成一個事前被架空事後被切割的日本前主管好了，難道他不夠資格擁有了解事件來龍去脈、補充事件線索、協助拼湊事件全貌的權利，只能讓不明究理的後人繼續對他懷有誤解嗎?

*️⃣註:因為不確定社群平台是否會誤判，所以我在引用書中內容時，將敏感詞改成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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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推測是，如果當時任由二戰時期那批軍政高層繼續治理日本，根本不可能會實現什麼「相互尊重、彼此獨立」的大東亞共榮圈，臺灣也不可能走向民主化。

因為一個連國內人才都敢隨意糟蹋的國家，要做到尊重其他國家裡面的每一個人，很難。

我覺得，「上級」的意圖(「連『跳彈轟炸』的高手都參加陸軍第一批特攻隊，就能夠營造出『非特攻不可』的宣傳效果了。既然否定特攻的岩本大尉身先士卒，其他人也不敢說不」)非常過份，完全違背武士道的精神。

為了扭轉戰況，「上級」一方面美化有如恐怖份子般的戰略，一方面卻向飛行員們隱瞞任務實情，這樣要怎麼證明他們都是自願犧牲的?擁有優良飛行技術的飛行員明明就不想被當作軍火利用，拒絕被當作軍火，不代表不忠君愛國啊。倘若「身先士卒」的影響力那麼有效，「上級」何不親征，成為首批搭著飛機壯烈為國犧牲的日本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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